表1 農民生存風險的評價結果

Tab.1 Results of farmer survival risk evaluation

風險因素收入水平風險就業(yè)壓力風險長遠生計保障風險

高10119

較高544

中等002

較低000

低000

①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壽保險公司1998年版?zhèn)�人養(yǎng)老保險金費率表，以平均年齡30歲查詢保險費率。

宋戈等：耕地非農化風險及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研究——以哈爾濱市為例59

農民生存風險模糊評價矩陣為：

R4農 = B?VT = 0.8157 （式10）對模糊矩陣進行復合運算，得到農民生存風險的模糊評價向量： （式11）（式12）B中各分量之和已經為1，不再進行歸一化處理，進而確定農民即伙伴4所擔的農民生存風險系數為：

R1農=0.3574，R2農=0.3122，R3農=0.4611。同理，可確定其他伙伴承擔的農民生存風險系數為：

R1社=0.6777，R2社與農民生存風險的計算過程相似，采用模糊綜合評價法，計算社會穩(wěn)定風險系數R社為：

R3社=0.2833，R4社=0。=0.5393，

伙伴i總的風險系數計算公式為：

R2=0.6831，R3=0.6138，R4=0.8157。經計算，各伙伴風險系數分別為： R1=0.7929，（式13）

5 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的建立

在耕地非農化中，中央政府主要通過稅收參與增值收益的分配，在這種格局下，中央政府僅是收取一定的管理費用，并未考慮其做出耕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決策之后應承擔的由于耕地減少而產生的糧食安全、生態(tài)環(huán)境效應等社會穩(wěn)定風險，也并未考慮失地農民面臨的生存風險，中央政府扮演的角色只是體現在政策制定這一初始階段。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作為國家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耕地非農化中損失的是耕地為國家?guī)�來的糧食安全價值及生態(tài)價值，以此作為中央政府參與耕地非農化的投資額，并將中央政府在耕地非農化中所擔風險考慮在內來確定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依據上述測算結果，中央政府耕地非農化的投資額為121.12元/m2，風險系數為0.7929，進而測算出中央政府參與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為26%。

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執(zhí)行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這種委托代理關系會因為信息不對稱或集團利益相悖等原因而產生逆向選擇，即中央政府希望通過耕地非農化這一舉措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地區(qū)經濟收入，完善區(qū)域基礎設施建設，而地方政府則更多地注重地方政績和短期經濟效益，以地斂財，與農民及村集體之間通過一次性交易征得稀缺的耕地資源，再通過土地的出讓獲取巨額的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額，在這種分配格局下，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最大化，并未考慮由于耕地減少而引發(fā)的社會穩(wěn)定風險及失地農民今后的生存風險。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耕地非農化中所投入的主要是土地的開發(fā)費用。依據上述測算

風險系數為0.6831，進而測算出地方政府參與耕地非農化結果，地方政府耕地非農化的投資額為119.28元/m2，

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為22%。

村集體是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村集體與農民有著共同的利益目標，是農民的利益代表，但是，村集體不僅僅肩負農民集體的利益，同時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一方面，村集體希望通過耕地非農化這一舉措改變農村的道路交通狀況和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帶動農村非農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土地的經濟價值，往往會忽視土地作為農民生活保障的社保價值，作為涵養(yǎng)水源、孕育生物的生態(tài)價值等。因此，村集體在耕地非農化中不僅要承擔失地農民的生存風險，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穩(wěn)定風險，在耕地非農化中村集體放棄其法律上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形成的單位面積土地價格，即征地區(qū)片綜合地價，以此作為村集體耕地非農化的投資

風險系數為0.6138，進而測算出村集體參與額。依據上述測算結果，村集體耕地非農化的投資額為98.76元/m2，

60 中國土地科學 2015年3月 第3期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為17%。

在耕地非農化中，農民是最重要的參與主體，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福利水平變化最大，失去了傳統(tǒng)的生活保障，若不能從征地補償中獲得較高的賠償，便難以維持生計，而農民更多的是純農業(yè)勞動者，一旦失去土地，就業(yè)將會成為最大的困難。在現實中，農民是耕地非農化中最弱勢的群體，在征地補償問題上，農民基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農民生存風險是失地農民最主要的風險，因此，將失地農民生存風險考慮在增值收益的分配中，可提高失地農民獲得的征地補償。另一方面，農民在耕地非農化中損失的是耕地為農民提供的耕地資源經濟價值、耕地資源社會保障價值及耕地資源就業(yè)保障價值，以此作為農民耕地非農化的投資額。依據上述測算結果，農民耕地非農化

風險系數為0.8157，進而測算出農民參與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為35%。的投資額為154.09元/m2，

6 結論與討論

本文引入“聯盟利益分配機制”，將各權利主體看作是組成聯盟體的聯盟伙伴，確定了各權利主體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研究表明，各權利主體參與分配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比例的高低受其投資額及所擔風險大小影響，各權利主體投資額及所擔風險越大，所獲得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越高。

（1）各權利主體所擔風險有農民生存風險及社會穩(wěn)定風險，其中，農民生存風險是農民及村集體主要承擔的風險，社會穩(wěn)定風險是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主要承擔的風險。

（2）由于現行征地范圍過大，征地補償標準不包括耕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過程中產生的增值收益，農民作為耕地產權的經營者，理應是耕地產權轉讓的受益人，為此，本文界定了征地范圍，假設各權利主體參與征地行為是在分享城市化成果的投資行為，在此基礎上測算各方投資額，其各權利主體投資額從高至低依次為農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體。在承擔風險方面，各權利主體所擔風險從高到低依次為農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體。失地農民是耕地非農化過程中福利變化最大的群體，也是承擔風險最大的群體，因此，在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中，農民理應獲得最高的比重。

（3）在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中，本文兼顧了國家、集體及個人的利益分配，其中，中央政府占26%，地方政府占22%，村集體占17%，失地農民占35%，這種分配格局平衡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配比例，有助于中央推動新農村建設，而通過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一方面可以使村集體及失地農民獲得更高收益，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土地的高效利用，防止城市盲目擴張，進而有效地集約節(jié)約利用土地，符合未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本文探索一種合理分配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比例的方法，運用“聯盟利益分配機制”，將風險因素考慮到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的分配中，測算各權利主體在收益分配中所占比重。研究表明，在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分配中，風險因素是不可回避的關鍵因素，當前僅以耕地的未來年期收益進行征地補償是不合理的。本文所指出的兩種主要風險是基于耕地非農化中普遍存在的兩種風險，對于不同地區(qū)，可能存在其他的風險，且各權利主體承擔的耕地非農化風險大小也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在測算中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另外，本文測算的是耕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而城市建設用地又包括商業(yè)用地、住宅用地及工業(yè)用地，針對不同的用地類型如何建立分配機制，并未做進一步地細分；所考慮的風險因素也是各權利主體在耕地非農化中都應承擔的風險，而對于不同的主體，各自承擔的風險會有所不同，如何建立各權利主體風險評估體系，各主體之間如何相互比較各自所擔風險的大小，進而影響耕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的分配，仍然是今后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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